如今大渡口区公园似的高档住宅小区 


当年的大渡口，重钢后就是一片荒山。 




当年重钢火红的生产场面 


美丽的中华美德公司 


全国劳模 黄荣昌 


退休干部 尹克轩  

    说到大渡口，许多市民就会想到重钢那8根大烟囱，它们和高炉构成了这一地区长达数十年的风景线：浓烟、灰尘、刺鼻，却并没有抵消几代重钢人对幸福的憧憬。事实上也如此，那个时期，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越多，重钢人干劲越足。 
　　今天的大渡口，彻底改变了模样：大烟囱不再冒黑烟，崭新的公园、广场和楼宇，以及整洁的大街、如织的车流、繁茂的花木，勾勒出了这个重工业大区的新面貌。新兴的建桥工业园里，数码模具、宝丰线缆、国际复合、梅林今普等一批无污染龙头企业正迅速成长。 

　　荣光： 

　　火红年代的火红干劲 

　　1958年3月28日，毛泽东主席来到重钢。码头上500多名搬运工人如蚂蚁搬家，抬着一块块刚出厂的钢板往船上送。他们36人一组，迈着稳健的步伐，喊着雄壮的号子，挥汗奋力前行，但搬运效率却始终很低。毛泽东视察重钢后，重钢人的干劲更足。 

　　毛泽东的到来给黄荣昌留下深刻印象。那一年，他33岁。“要搞点机械化！”领导的温暖大手和临行嘱托，给了他无穷力量。黄荣昌率领机械化小组，不到三个月，就研发生产出了大型龙门行车，解放了500多劳动力。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，为了支持大炼钢铁，全市人民不分男女老幼，全都投工投劳，大家挖矿捡铁，连门锁等含铁的东西都捐了出来。 

　　除重钢厂区七八根大烟囱在不分昼夜地冒着滚滚浓烟外，厂外沿江一公里内，也到处是冒着浓烟的小炼铁炉，股股油污哗哗流进江中，将沿岸江水也染黑了。白天，整个大渡口上空乌烟瘴气，工棚、厂房全看不见影子。晚上夜景更加迷人，到处有蓝红色的火焰在升腾。“出钢时，半边天都是红的，就像火山喷发一样。无论白天黑夜，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巴南等地都可以看到。”黄荣昌说，那时人们工作特别有激情，工人全身被汗水湿透，脸上花得像挖煤工，鼻子里抠出的也全是黑灰锅巴。 

　　曾“轧出新中国第一钢轨”的83岁老人姚荣成说：“那些年，炉火燃得越旺，烟囱冒烟越凶就越觉得生产红火，就越有干劲。” 

　　作为抗战时期内迁来的重钢厂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它的黄金岁月，业界内有“北有鞍钢，南有重钢”之说，最兴旺时职工超过5万、家属超过10万，“十里钢城”一派热气腾腾，工业总产值占大渡口区的90%以上，它还支持了全国十多条铁路大动脉建设、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。 

　　困窘： 

　　极不宜居的生活环境 

　　重钢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，大渡口和重钢人的生活却颇为困窘，特别是住房，连黄荣昌这样的全国劳模也“恼火得很！” 

　　黄荣昌1950年考入重钢厂。那时大渡口几乎没有路，现延伸进厂的成渝铁路都是重钢研发钢轨后，1952年才建成的。“我们到厂后，没有房住，就住在跃进村、百花村半山腰上的山洞里，洞内潮湿得很。后来实在遭不住了，大家就各自搭棚棚住。当时厂里生产炮弹，废炮弹壳特别多，我就用它垒了一间高约2米，面积约6平方米的小屋，并将妻子从弹子石接来，一家人在炮弹屋内住了三年。”炮弹壳房透风，夏凉冬亦冷。 

　　该区退休老干部尹克轩回忆，他1964年到大渡口人民银行上班，虽和妻子都在大渡口，白天都能碰面搭讪，但晚上却无法睡在一起，哪怕周末都不行。因为单位住房紧张，两人都各自住的单位集体宿舍。1965年，大渡口区成立后，尹克轩调到区委，工作整天围着重钢转，但分居状况仍未能得到改变。1967年，重钢出于对转业军人家属的优待，才分给他们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。1975年，大渡口区政府建了一批“干打垒”房子，尹克轩在住房调整中分到一间，面积11平方米。 

　　在黄荣昌和尹克轩眼中，除住房紧张外，大渡口整个城区环境污染也特别严重，每天抬头看见的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大烟囱，低头看到的是遍地灰尘。这种状况到2000年前都没有得到多大改善。尹克轩说，以前住东风村时，从来不敢开窗，有时夏天晚上炎热难耐，冒险开窗，第二天起床，人就如下了煤窑，满脸污黑。洗脸水很多年没清亮过。在外面逛一天回家，即使早上头发洗得很干净，晚上回家时照样蓬头垢面，脏得不行。 

　　文化生活少之又少，10万居民挤在钢花路沿线，连个公园都没有。当时还没有电视，大人们吃过晚饭后，就习惯性的邀约在一起，去逛田坎散步闲游，小孩则去捉蝌蚪、抓青蛙、捉泥鳅。“那时，现区府一带全是水田，蝌蚪、泥鳅多得很。” 
　　阵痛： 

　　靠“三个转型”谋绚丽蝶变 

　　大渡口区污染严重，市政设施破旧落后，让市、区领导和市民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但由于1995年前其行政区划未调整，全区只有巴掌大一块地，难有大作为。直至1995年，跳磴、建胜和八桥三镇划入大渡口，辖区才达到103平方公里，但污染仍未得到根治。 

　　2006年，市委、市政府作出重钢环保搬迁决定，这对大渡口人来说可谓喜忧交集。喜的是，污染问题终于有望解决了；忧的是，重钢当时毕竟占据了全区ＧＤＰ半壁河山，一旦迁出，大渡口如何填补产业空虚？ 

　　“事实上，许多大渡口人都在经历阵痛，权衡利弊，思考解困之策。”大渡口区委书记刘本荣说，重钢外迁对大渡口不利影响有三：首先，它是一个特大型生产企业，一旦搬出大渡口，对当地经济发展是一种影响和挑战；其次，在相当时期内，毕竟形成了“重钢就是大渡口，大渡口就是重钢”的效应，许多依附重钢生存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都得面临转型和突围。其三，重钢搬迁后，大渡口就业压力将增大。但重钢环保搬迁，将削减大渡口90%以上的污染物，辖区面貌将为之一新。按照规划，大渡口将实现1平方米住宅配套1平方米绿地，还将打造主城最大、最密集的公园圈，建设生态、和谐、宜居之城将逐步实现。  

　　区委区政府经过多次讨论，提出了大渡口区城市、经济和社会“三个转型”的思路。即“以又好又快为目标，推进经济转型；以生态宜居为方向，推进城市转型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，推进社会转型”。同时，区委区政府实施错位发展、差异化竞争战略，提出了五年“再造两个重钢”的奋斗目标，先后引进、培育了长征重工等一大批百亿级企业。 

　　2008年，建桥工业园区一天创造工业产值3000万元，一天投资固定资产1100万元，一天发生物流交易额3000万元，一天上缴税费200万元。至2008年底，大渡口工业总产值指标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在311亿元工业总产值中，重钢降到了不足60%，建桥园区跃升至占40%以上。辖区蓝天数由2004年的194天提高到282天，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、总悬浮可粒物都明显降低。 

　　未来： 

　　请全市人民到大渡口休闲 

　　饱受了环境污染之苦，大渡口如今拒绝高能耗、高污染，引进的企业全属环保型。尹克轩说，不仅大烟囱没再冒浓烟，新兴的市政设施也配套了，城区依山而建，傍水而设，200亩至1000亩的公园就有4个。尹克轩有一次受邀到建桥工业园参观时，更是惊呆了。“这哪里是工业园嘛，分明就是公园。”已搬到外区居住的老两口动心了，于2007年重新搬回大渡口，在枫丹小区买房居住。“出行有轻轨、公交，购物有沃尔玛、捷克论坛 ，无事就到步行街、公园逛逛，到娱乐中心喝喝茶、健健身，舒服得很！”尹克轩说“我再也不搬了，就在这里颐养天年。” 

　　刘本荣说，目前这仅是一个开始。根据重庆城市总规，重钢搬迁后的原址，将分担杨家坪城市副中心的部分职能，重点发展创意产业、文化娱乐、工业旅游、商务商贸，城市功能将更加完善。该区结合总规，依托独有的绿地、公园及地位、区位优势，打造“重庆中央休闲区”，以此产业和建桥工业园一道，共同支撑大渡口未来经济发展。 

　　目前“中央休闲区”的规划已出炉，钓鱼嘴、重钢原址、小南海及滨江路“三片一带”是核心区。部分地方景观已着手打造，计划2015年基本成型。娱乐项目将涉及目前世界上的各种时尚健康玩法。届时，男女老幼，墨客文人，都能在此找到“耍事”。 

　　“幺儿幺儿快快长，长大就进钢铁厂”正成历史 

　　“幺儿幺儿”这首民谣，曾是重钢人政治地位高、工资待遇好的一种见证和写照。当时工人只要走出厂门就受到人们尊重，青工找对象格外受姑娘青睐。那时就业当工人，大家首选报考重钢，也只有重钢可选。 

　　随着转型，大渡口有了近200个规模以上企业，大渡口同时也与全国、全世界，轻松连在了一起，当年民谣已成历史，这从黄荣昌的儿孙辈的就业完全可以看出。 

　　黄荣昌现有三个孩子，女儿是市急救中心职工（已退休）；大儿子黄志学在电信传输局上班，搞通讯技术；小儿子以前在重钢上班，上世纪80年代末就“断奶”出来，如今在装修行业闯荡；黄志学的儿子黄灿喜欢军事，专攻微波与信号，今年6月将从川大研究生专业毕业，现已与一外企签约。孙辈们对重钢的感情更多地揉合在了对父辈和祖辈的情感中。 

　　尹克轩的儿子同样没在重钢上班，他们一个在新疆某房地产公司上班，另一个在我市烟草公司上班；大孙子在上海一外企工作，小孙子在读邮电大学。他们的择业空间已相当广阔。